新自由主义者批评行政给付政策削弱了劳动者的工作动机，国家干预破坏了自由竞争原则。
[13]参见张嘉尹：《法律原则、法律体系与法律概念》，《辅仁法学》第24期，第10-11页。但这已经是一个非常紧迫的重要问题，如果学界对这一问题不进行必要的理论研究，而实践中又存在运用这种方法的现象，[16]就不会引起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无法推动这个问题朝着更为可欲的方向迈进。
从理论上来讲，例外是可以被穷尽的，因此必须将所有例外都加以补充说明，补充得越多，这条规则的表述就越准确。[4]参见姜士林等主编：《世界宪法全书》，青岛出版社1997年版，第808页。[5]由于三个州未能达成合并协定，于是联邦政府两次通过重组法案，着手合并三州。但宪法解释中的原则解释方法主要涉及的是在无宪法规则时、或宪法规则的内容与宪法原则相冲突或矛盾时的情况。但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审理马伯里案时所处地位不同的是，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西南重组案中无须对《基本法》作出创造性解释。
1949年5月23日公布生效的德国《基本法》第29条规定，联邦领土应适当考虑其地区关系、历史文化联系、经济上的方便和社会结构，而由联邦立法重新调整。参见张嘉尹：《法律原则、法律体系与法律概念》，《辅仁法学》第24期，第29-30页。所以，凭可以二字即可发现，各级政府以公共利益的名义不加分析地强征农民房屋和土地的行为，就是违宪行为。
这在农村土地和房屋的征收中，实际意味着，农民的个人利益或者集体利益，只要是在所谓公共利益之先就已经存在的合法的利益，任何个人或者组织，在没有得到被征收人同意的情况下，都不能轻易地用所谓公共利益的名义来否定它，不能用后来的一个所谓合法的利益来否定业已存在的另一个合法利益，否则就会形成一个以公共利益为载体的多数人暴政。比如，在发生战争、山崩海啸、严重病疫、地震洪涝等涉及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安危与稳定的严重情况下，这种征收就是必须的。[12]但是，这个目标和做法也都不能说就可以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关键词】农业现代化。
[13]这里虽然揭示了新农村与城镇化的辩证关系，但是，新农村与农业的现代化毕竟是内容不同的两个概念，即使是城镇化带动的新农村，也未必是实现了现代化的新农村。[7]当然，有个别地方已经对本方的农业现代化提出了一个评价指标体系。
用可以而不是必须，对于政府而言，从逻辑上讲，就意味着公共利益是征收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现在需要研究的是，宪法征收条款中的国家和公共利益所指究竟为何？据统计，宪法文本共有113处使用了国家二字，它的含义没有例外地是指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家。应当说，在涉及如此广泛、重要的公民基本权利事项上，立法中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很不正常，也是很不应当的，因为取消了宪法征收条款中的国家二字，这个条文实际上对宪法作了扩充解释，为地方政府随意以公共利益为由实行征收开了口子，存在违宪的嫌疑。[23]宪法确立的农村双层经营体制，是我国现阶段农村经济情况、生产经营情况的客观反映和要求，对提高农民积极性，解放和发展农村的生产力具有重要意义。
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8][21][22][26]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62页，第556页，第559-563页，第562页。由上可以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以所谓公共利益为由，大面积征收农村土地，实际构成了对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宪法地位的损害和挑战，也向我们提出一个严肃的问题：我国农村集体所有制在土地公有制中的宪法地位是不是已经过时了？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工商联原党组书记胡德平前不久说了一句很令人深思的话：农村土地是集体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在所有权上是平等的。实践中，地方政府持的正是这种观念和做法，各地房屋征收过程中屡屡发生的暴力和血腥冲突都与此有密切关系。
根据《物权法》第4条的规定，我们在法律制度上实际已确立了国家、集体和私人物权平等受法律保护的基本原则。这种认识实际既将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的现代化等同起来，也将工业化、城镇化当作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措施和手段。
现在的各种做法已经令人忧虑。2006年胡锦涛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断开创三农工作的新局面》的讲话中揭示了城乡统筹发展的目标，就是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城乡差距，[11]具体做法是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
这两个规定揭示了地方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性质或者属性的双重性：第一，地方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都属于统一国家的机关，行使国家的职能，接受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监督和最高行政机关的领导。由上可以进一步得出的结论，所谓公共利益，不仅有国家的即全国性的公共利益，也有地方的即局部区域的公共利益，但是，国家即中央一级的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是全国性公共利益的代表，它们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去代表地方性的公共利益，而地方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通常是地方公共利益的代表，除非有中央权力机关或者行政机关的特别授权，它们不得代表全国性的公共利益。看来问题已相当严重，上述《新京报》就引用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的话说：这场和平时期大规模的村庄撤并运动是古今中外，史无前例，如果得不到有效遏制，恐怕要出大事。[17]《朱镕基讲话实录》（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86页。（三）对可以二字的关注与解读上述宪法两个征收条款中还有一个词即可以二字，很值得研究讨论。[23]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编：《新宪法修正案学习辅导》，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版，第172-173页。
从根子上看，这既是一种夸大和神化公共利益的认识，也是对宪法有关征收条款中可以二字的错误理解。纲要在第二十章用的标题是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并提出三个措施：构建城市化战略布局、稳步推进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增强城镇综合承载能因。
宪法征收条款这些年来，特别是最近几年，由地方政府一手主导的土地和房屋征收已从城市向农村急速地大规模扩展。一周后的11月10日，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强调要开展农村土地整治，把维护农民合法权益放在首位，坚决制止违背农民意愿搞大拆大建。
在国家主义、集体主义至上的理念支配下，小我要服从大我，但是，这个带有哲学、伦理和政治意义的命题是否适用于法律领域呢？是否适用于一个尊重权利、崇尚和推行法治的国家呢？这个问题，尚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和讨论。第二，地方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又具有地方的属性，代表、执行地方人民的意志和利益，管理地方的事务，所以它们又是代表地方利益的政权机关。
至于其他那些类似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东西，立法机关恐怕还没有认为其与农业现代化有什么必然联系。[4]但时至今日，拆村风潮并未得到有效制止，拆迁过程中发生的一连串的冲突和血腥故事时常见诸媒体。[2][5]参见涂重航：《20余省市撤村圈地发土地财失地农业民被上楼》，《新京报》2010年11月2日。1993年制定、2002年修改的《农业法》，是促进农业发展的重要基本法律，但这部法律无论从立法目的还是其他具体条文，都没有对宪法序言中农业现代化的表述作进一步的规定。
按照《物权法》的规定，农民依法对自己的宅基地享有占有和使用的权利，有权利用该土地建造住宅及其附属设施。那么，农民对宅基地享有什么样的权利呢？对这个问题，《物权法》第十三章专门规定了宅基地的使用权。
那时，针对要求将农村土地一律收归国有的意见，就有人提出，农民从参加土地革命开始，为了打土豪、分田地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斗争，如果今天突然宣布将土地收归国有，就会在农民心理上产生不良的影响。这显然是刻意回避了公共利益的主体以及实行征收的主体，但从汉语语法的基本规范看，这一款又成了没有主语的病句。
现在的问题是，地方政府动辄将农民赶到城镇，剥夺他们的土地，那么，法律赋予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又由谁来保障呢？党的中央全会屡屡强调的确保农村土地承包权长久不变的农村经济政策究竟被置于何地呢？（四）侵犯了农民的法定宅基地权利征收农民的房屋和土地，还涉及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问题。按照这一规定，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与城市土地的国有制，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宪法地位。
比如，被征收人强烈反对甚至以死对抗的，就可以不征收。[7]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就坦承：积极探索农业现代化的具体途径，是农村改革和发展的重大课题。不仅是法律对宪法的表述缺乏系统的规定，即使是党和国家的重要文件以及领导人的讲话，迄今似乎也没有对农业现代化提出一个完整的概念和实现的路径。但是，法律对此只字未提，为什么呢？笔者以为，这决不是立法机关的疏忽，更不是立法机关无视宪法的规定甚或不愿去推动农业的现代化，这只能说明，在中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路子还并不清晰。
然而，1982年宪法制定的时候，全国流行的一句话与今天的工业化、城镇化大不相同，那时叫做实现四个现代化，也就是宪法序言所确立的国家根本任务：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过程，应当是城市带动农村发展的过程，是农民更多地参与经济建设、分享发展成果的过程。
草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至五十年。对这个修改，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的说明是，在不同领域内，在不同情况下，公共利益是不同的，情况相当复杂，《物权法》难以对公共利益做出统一的具体规定。
[11][12][13]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276页，第280页，第297页。但是，如果中央人民政府要在地方修建一个用于国家重大活动的大型公共设施，并要征收农村集体土地和农民房屋，这时候的公共利益就是国家的公共利益而不是地方的公共利益了，中央人民政府既可以直接征收，也可以授权地方行政机关实行征收。
